受害者亲属的证言

　　从2000年10月到2002年5月，根据档案记载的线索，专家学者经过先后艰难的走访取证，最后找到20多个日本细菌战人体实验受害者的遗属和知情人，其中11位受害者，即李厚宾、王振达、朱云岫、朱云彤、唐永金、刘文秀、安红勋、桑元庆、林向阳、王乐甫、闻德清、尚有妻子儿女等直系亲属和极为亲近的兄弟姐妹、侄子、孙子等家属。他们控诉了日军宪兵队“特别移送”的罪行：

第一组 李厚宾的儿子李钢（李丕基）诉说

　　1909年8月14日，他父亲出生于辽宁省安东县九连城村苇子沟屯。在虎林的抗日斗争史上有一个著名的“倒木沟事件”，大概就是在倒木沟时期，他父亲秘密加入了抗联地下组织，利用警察的身份为抗联传送军事情报。后来，他父亲被日军怀疑，调走并控制起来，又被调到密山警察队和平阳镇警察署。此后，他父亲辞职，回虎林筹钱开了一个小杂货铺。一年后，被日本宪兵抓捕。李钢说，父亲被捕时的情景他记得很清楚：“那年我8岁，刚上学，记得那天我还没起床，进来两个人我也不认识。这两个人穿着便衣，看样子是中国人，其中一个说话肯定是中国人，那个人一进屋就问我父亲：‘你叫李厚宾？’我父亲说：‘对’。‘那好，跟我们走吧，到宪兵队去一趟。’我父亲没吱声，点点头就跟他们走了。我们托人四处打听父亲的消息，当时有个叫刘文西的人在虎林宪兵队当特务，与外公家还沾点亲。于是，母亲求他看能不能替父亲说说情放出来，可刘文西却说父亲通苏，说父亲还骂宪兵队，于是把父亲就扔到狼狗圈里喂狗了。虽然不相信刘文西的话，并且也托别人打听过，可最终仍没有父亲的消息。”李钢说，他父亲被抓走时，他母亲刚29岁，怀有身孕，带着4个孩子过日子，他排行老大，那年才7岁。痛苦一直折磨着他母亲陶文秀，她根本没有心思和精力照顾孩子，因此，她的4个儿女先后因病死掉了。直到78岁那年，母亲临终也没能知道父亲的确切下落。李钢也因为父亲的伪满警察身份受牵连，参加工作后，迟迟不允许入党。直到查清李厚宾的真实身份后，李钢才入了党。

特别移送受害者李厚彬（宾）家人合影（黑龙江省档案馆藏影印件）

李钢照片